1949年新中国文字改革迈出第一步

  “你说的是陈光尧啊，他很早就研究汉字，对汉字简化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杂’（雜）字，本来很复杂，把‘杂’字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他创造的。”104岁的周有光先生在他北京后拐棒胡同寓所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拿起笔兴致勃勃地向记者演示“杂”字的简化。记者查阅了一本叫《简化字溯源》的书，在第87页，有“杂”字一条：“杂”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化字表》。

  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历历在目。周有光并不是具体做汉字简化工作的，他当时主要的精力放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上，但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汉字简化工作的熟悉程度让人惊叹。

  那是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自清末以来，简化汉字就一直是很多怀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要做的具有先觉意味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古老的汉字是中华民族头上的光环，也是沉重的负担。

  无数的努力一直在民间进行着，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曙光才开始真正初现。

  1949年10月10日，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研究团体在北京成立。这时，距新中国成立才仅仅10天。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民间研究团体，却有着极高的关注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毛泽东主席就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黎锦熙共同组织这个协会。看看这个由毛泽东主席指定的名单，就知道这个协会聚集了当时中国文史界的精英，他们要去做一件大事——改革中国的文字。

  最早感受到曙光就要来临的可能是黎锦熙。

  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1913年，他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1914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他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黎锦熙生于1890年，新中国成立那年他已近60岁。对他而言，文字改革是他努力一生的追求。他是1922年《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的联署人之一。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订的。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进步人士纷纷为新中国的成立呐喊的时候，黎锦熙看到了新的政治环境下重启文字改革事业的希望。他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和他交换文字改革的见解。同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

  黎锦熙为什么向吴玉章写信建议文字改革问题呢？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主席这段大家都熟悉的话，赞美的就是吴玉章，这话是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补办60寿辰的庆祝会上有感而发的。

  当时吴玉章已经为民众的解放而风风雨雨地奋斗了40余年，是著名的延安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之一。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吴玉章等在苏联学习时，就研究创造适合国民脱盲需要的新文字。他们创立了拼音文字方案，称之为“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文字传到国内后，被人们热切关注和学习，短短几年间，中国各地成立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就有70多个，出版了60多种书籍，共印行10多万册，还创办了40多种刊物。这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到20世纪30年代末，吴玉章到延安工作，他积极推动新文字的推广，延安承认了新文字和汉字一样，是合法的文字。

  吴玉章热心推动文字工作，并且有很高的政治威信。黎锦熙之所以积极向吴玉章进言，就是希望通过吴玉章来获得政府的支持，推动文字的改革。黎锦熙明白，没有政府的权威和推动，文字改革只能是研究而已，无法获得真正的效果。

  吴玉章果然极其关注文字改革问题，他先是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表示支持，认为可以组织团体展开讨论新文字和简化字问题。吴玉章马上召开了文字座谈会，黎锦熙、罗常培、胡愈之、叶圣陶、陆志韦、陈定民、叶丁易等人出席会议，并决定发起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

  8月25日，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文字改革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把信转给郭沫若、沈雁冰、马叙伦会商，郭等对吴玉章的信件发表了评述。他们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现在条件不成熟，主张成立机构进行专门的研究，在整理简体字的同时，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常用汉字，把其中笔画繁多的进行简化，以作普及教育印制通俗读物之用。

  经过这一系列的铺垫，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得以成立。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从此，无数文字改革的支持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字改革中去，对他们来说，梦想逼近现实……

  据统计，在协会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收到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民间对简体字的热情从未减退

  1909年，晚清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提出把简体字作为正统文字。1921年，他又发表了《整理汉字的意见》，提出了简化汉字的具体办法，近代简体字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从汉字形体演变来看，汉字的总体趋势是简化。而简体字历代都有，主要在民间流行。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由于民间文学盛行，书籍出版增多，简体字在民间的流行多了起来。五四运动后，随着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兴起，简化字运动得到发展。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2年，他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认为，汉字太难，是“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汉字的改革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了，来不及等拼音文字的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简化汉字。提案联署人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也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为简体字呼吁：“中国的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在随后的10多年里，知识界纷纷讨论简化字，许多热心简化字的文字工作者纷纷著文、出专著讨论简化汉字问题。后来亲自参与起草《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陈光尧，在1926年就编辑了一本《简字方案》的草稿，那时他年仅20岁。

  陈光尧在他的《三十言志诗》中写道：“努力仍奋斗，辛苦约一年；《语丝》各刊物，载文广流传。十七十八年，沪报多同情；遍登拙作稿，国人始相惊。当时《新闻报》，初刊简字作；引起响应文，绵延至数月。”

  这可以看作当时知识界讨论简化汉字热潮的一个侧影。

  随后，汉字简化运动进入了实践阶段。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所谓“手头字”，指的是当时人民群众手头经常书写使用的汉字，这些汉字一般笔画比较简单。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324个，但这一行为随即遭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极力反对。不到一年，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当然，民间对简体字的热情并没有减退，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来加以实验。同年11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3150字）出版。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

  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简体字运动在解放区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采用和创造了许多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随着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流行到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现在简化字中的“积”（積）、“极”（極）、“运”（運）、“动”（動）等都是解放区创造或流行的字。

  方案数易其稿汉字简化研究掀起高潮

  从清末以来，文字改革因被认为是启发民智的重要方式而为人们所关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字的改革，拼音化是最终的道路，至于汉字简化，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但简化汉字更为迫切，毕竟从汉字到拼音化新文字的实现不是一天就能够完成的。而且，汉字的难学、难用已经严重阻碍了当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周有光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清末以来，长期保持稳定的汉字已经和时代产生了矛盾。随着西方技术的引入，汉字笔画繁多的缺点明显地阻碍了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新文字的热情超过了对汉字简化的热情，汉字简化的工作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开展。

  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万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有10多种新文字书籍和20多种新文字刊物出版。

  直到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

  新中国简化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开始了。

  当年8月，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并确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并根据这个原则广泛搜集材料，编制了《常用简体汉字登记表》，从搜集的四五千个汉字中选出了1500多字，并分送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大家发现，《常用简体汉字登记表》中选定的许多简体字是资料提供的单位、团体和个人自创的，缺乏群众基础，推行比较困难。

  根据这一情况，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考虑了简体字的选择原则——“述而不作”。周有光先生说：“我们有个原则，叫述而不作，这个原则是从民国时提出来的。当时的任务是在这基础上，注意汉字定量工作，适当减少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字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

  1951年，《第一批汉字简化表（初稿）》完成，收录了比较通行的简体字555个。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研究和整理汉字简化的任务就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转到了该研究会。同年3月25日，研究会成立了汉字整理组，并在《第一批汉字简化表（初稿）》基础上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专家们开始大量搜集草书简体字的资料，研究简化规律，对常用字进行简化。同时，精简字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1953年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审阅后认为：只简化338个字太少了。

  汉字整理组根据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的批示精神，在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常用字的范围内，利用简化偏旁类推简化同类偏旁字的方法，对常用字进行简化，把简体字从338个扩充到1634个，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

  但此稿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比较大，例如出版印刷部门要改动1600多个铜模，在技术上无法实现。据报道，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

  随后，汉字整理组对第三方案进行修改，并于1954年4月形成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四稿，并由叶恭绰、丁西林、魏建功3人做具体的整理工作。随后又整理出第五稿，并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